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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涛宏观笔记
“对等关税”的不确定性在下降，但是特朗普才是最大的变数。
文：国金宏观宋雪涛/联系人厉梦颖
随着7月9日关税豁免期限临近，美国加快了谈判进程。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近期表示，美国与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相关协议的公布将推迟至《大美丽法案》通过后，预计从7月4日起将陆续宣布一系列贸易协定。贝森特和卢特尼克也表示白宫预计在7月9日之前和多个主要贸易伙伴敲定协议。
之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美方诉求不够明确，阻碍了谈判进程。目前，美国已逐步明确了对部分非美国家的具体要求，这些诉求能否得到满足将成为7月9日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
一、美国在关税博弈中的诉求是什么？
美国以“对等关税”作为谈判筹码，目的在于增加政府税收、削减财政支出、吸引外资入美、强化供应链安全，以及为美企创造更有利的全球经营环境。
诉求一：扩大美国商品出口
特朗普此次加征“对等关税”的主要目的是缩小贸易逆差，而实现这一目标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促进美国商品出口。这需要贸易伙伴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降低关税、扩大对美国商品的市场准入、减少非税壁垒等。
在贸易摩擦中，关税发起国常面临被反制的风险，正如1930年美国颁布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对2万多种进口商品征收了高达60%的关税，导致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等国迅速采取报复性关税和贸易限制，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贸易战。
吸取历史教训，特朗普政府在本轮贸易谈判中运用了更具策略性的关税手段：一方面，通过维持10%的基线关税来避免过度刺激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则将超过10%的附加关税作为谈判筹码，旨在迫使盟友妥协，促使其扩大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同时又避免引发全面的报复性措施。这种精准的关税调控，既延续了关税作为威慑工具的效力，又有效规避了全面贸易对抗可能带来的风险。
美国扩大商品出口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农产品领域，这与美国的出口结构密切相关——近五年来，农产品和能源占美国出口总额的年均比例约为28%。同时，农民和油气企业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巩固农业群体的政治基本盘，”也进一步强化美国的能源霸主地位。
诉求二：减少美国海外支出
缩减政府开支始终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施政目标，其中削减对外援助支出更是重点领域。关税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倒逼受援国减少对美依赖的工具之一。
在6月25日的北约峰会上，32个成员国领导人达成协议，计划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国防支出，1.5%用于网络安全等配套措施），并将在2029年进行审查。然而这一计划遭遇部分成员国抵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反对该目标（西班牙需将军费提高一倍以上），最终争取到灵活执行权；比利时和斯洛伐克也持类似立场。
对此，特朗普采取了强硬立场，直接将贸易政策与军费问题挂钩。他特别点名西班牙，提出这些想搭便车的国家必须通过贸易进行补偿，要让他们付出双倍的代价。
北约增加国防开支将直接带动新一轮军备采购，这将为美国军工企业创造商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出口国，主要依赖两大市场：北约成员国和中东盟友。欧洲在2020-2024年间以35%的占比，二十年来首次超越中东（33%），成为美国武器出口的最大目的地。
诉求三：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强供应链韧性
美国采取征收关税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促进制造业回流。疫情等全球性危机暴露出过度依赖海外供应链的脆弱性。将半导体、医疗用品和先进技术制造等关键产业迁回本土，能增强美国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
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等贸易限制，可以提高海外生产的成本，从而削弱其相比美国本土生产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重新评估其全球供应链布局，并选择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回美国。除了吸引本土企业回流，美国也积极争取日韩、欧盟等外国企业加大对美投资，以加速制造业回流的进程。
在供应链安全方面，稀土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在美日谈判中，日本已提出帮助美国构建稀土供应链。
诉求四：为跨国美企减负
特朗普政府在谈判中也积极致力于消除其他国家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税收。
美国一直反对数字服务税（DST），认为这类税种具有歧视性。由于DST通常设置高收入门槛并对服务范围进行狭窄定义，它们往往豁免本地企业，专门针对Google、Apple、Meta和Amazon等美国大型跨国科技公司。近期，数字服务税已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间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
例如6月27日，针对加拿大向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特朗普将其斥为对美国的“直接且赤裸裸的攻击”，并终止所有贸易谈判，同时表示将在七天内对加拿大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作为回应，加拿大宣布取消数字服务税，促使两国同意恢复贸易谈判，目标是在7月21日前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除了数字服务税之外，美国与G7成员国于6月28日达成了一项关键协议，豁免美国大型跨国企业缴纳更多海外税款。此举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企业节省约1000亿美元的境外税负。相应地，美国承诺从《大美丽法案》中移除“899条款”，该条款允许美国对实施“歧视性”税收政策的国家施加报复性关税。
二、7月9日可能发生哪些情况？
特朗普政府近期在7月9日关税豁免期限问题上立场反复。特朗普本人一度强化了对部分国家提高关税的威胁，并以此日期作为截止点，但贝森特又暗示可能会有所延长，以便在9月1日劳动节前达成协议。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可能是谈判策略的一部分，最终决定贸易谈判成败的，仍是双方在核心诉求上的实质性妥协空间与关键分歧的化解程度。
印度、巴基斯坦、瑞士有望和美国达成贸易框架协议。
特朗普虽多次提及“许多国家渴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但始终未明确具体对象。而近期他首次在社交平台上点名印度和巴基斯坦有望达成协议，这一具体表态可视为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风向标。
印度作为首批与美国启动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曾被视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有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的国家。据彭博社5月20日报道，印度目前正与美国讨论一项分三阶段的贸易协议。这项协议的第一阶段有望在7月初前达成一份临时协议，内容可能涵盖工业品市场准入、部分农产品准入以及非关税壁垒等议题。随后的第二阶段预计将在9月至11月期间达成一份更广泛、更详细的协议。而整个协议的最终阶段，即一项全面协定，则需待美国国会批准后才能完成，预计最早要到明年才能最终敲定。
当前，美印贸易谈判的焦点矛盾主要聚焦于农产品及乳制品关税议题。尽管双方在该领域存在显著分歧，但印度仍有较大可能在关税豁免期到期前和美国达成协议。
瑞士也很有可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或成为贝森特口中第三个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瑞士提议降低本国产量有限的农产品（如柑橘类水果、坚果及贝类）的进口关税，并优化美国医疗设备的审批流程。
另外，一些与美国贸易逆差较大且美国没有提出额外诉求的国家，类似瑞士和巴基斯坦，也有较大可能通过承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和放宽部分市场准入来达成贸易协议。
多数国家仍在积极推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进展各有不同。
第一类是欧盟和日本，由于在贸易谈判中与美国存在分歧，其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数字服务税和232条款下的行业关税。欧盟坚称数字服务税是不可退让的“红线”，并且寻求在制药、半导体等行业更低的税率，而日本则表示25%的汽车关税不可接受。
冯德莱恩提出欧盟致力于在7月9日前与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而日本的谈判似乎尚未传出积极进展。
第二类是和越南情况类似的东盟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这些东盟国家在以往的谈判中均展现出诚意，积极推进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且双方之间没有明显分歧。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于近期宣布放宽或取消对十大类商品和原材料的进口限制，以此推进与美国的关税谈判。此外，印尼还将与美国商业伙伴签署价值340亿美元的协议，内容涵盖增加燃料进口以及印尼企业在美国能源和农业领域的投资。
根据公开信息，尽管这些东盟国家目前的整体谈判进度相对落后，也尚未获得白宫的公开点名，但仍有很大可能在关税豁免期前与美国达成类似美越协议的贸易协定。
第三类是明确提出延长谈判期诉求的国家，例如韩国。韩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进程一度因政府换届而停滞。韩国高级贸易官员已于6月30日表示，将寻求延长即将于下周到期的美国90天关税暂停期限，预计谈判在此之后仍将继续。但最终的决定权仍掌握在特朗普手中。
对于近期甚少出现在美国贸易谈判相关新闻中，且自身主动性不足的国家来说，它们很有可能在7月9日收到美国官方的信函，告知其将被加征确定的税率。特朗普提出自4日开始将一次性发送给10个国家信函，列出20%至30%等关税税率，到7月9日，关税将全面覆盖，税率可能从60%-70%到10%-20%。
总体来看，美国以“对等关税”为筹码，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对美国商品的采购、促进制造业回流、强化供应链安全，并为美国企业营造更有利的全球经营环境。
目前，印度、巴基斯坦、瑞士等国有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或贸易框架协议。而欧盟、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盟国家仍在谈判之中，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或者获得关税延期。
尽管“对等关税”的不确定性降低，但特朗普政府仍握有232条款、301条款等其他加征关税的工具，未来的贸易政策依然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风险提示
美国为了达成贸易协定去除不确定性，放松贸易谈判条件；非美国家为了尽快达成贸易协定，答应美国诉求；特朗普政府对于未达成贸易协定的国家直接拉高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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